根据你提供的内容，我理解为需要概括“林长民”这一人物主题，并涉及他的兄弟情况，摘要如下：，林长民，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字，他是林徽因之父，清末民初政治家、教育家，曾推动宪政，并在五四时期公开发文揭露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，激发爱国运动，林长民弟兄几个”，其所在的闽侯林氏一族人才辈出，同辈族人中林觉民、林尹民等皆为黄花岗英烈，一门风骨，令人感佩，林长民本人后因反对军阀混战而遇难，他与其家族兄弟的志士精神，共同构成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。
提到林长民,很多人会在后面加一个括号——“林徽因的父亲”，这位民国初年的政治人物，似乎总是以“才女之父”的身份存在于后人的记忆里，林长民的一生远非一个简单注脚可以概括，他是清末民初的思想者、立宪派政客、外交活动家，也是一个在时代激流中反复抉择、最终以身殉理想的知识分子。
林长民,字宗孟，1876年生于福建闽侯，他的早年，像许多开明士绅家庭子弟一样，走的是科举旧路，但时代的剧变让他转向了新学，1909年，他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，带回来的不仅是法政知识，更是一套关于现代国家、宪法与议会制度的构想，他相信，中国要走出积贫积弱的困局，必须立宪、必须法治、必须以制度约束权力，这套信念，贯穿了他此后二十年的政治生涯。
民国肇建,林长民一度活跃于政坛，他做过临时参议院秘书长，也出任过司法总长，起草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时，他积极参与其中；袁世凯图谋帝制时，他又毫不含糊地站到了反对的一边，他不是一个拥有兵权的军阀，也不是一个擅长权谋的政客，更像是一个怀抱宪政理想的“政论家”——习惯用法律条文、议事规则、公开演说，来与旧时代的蛮横对抗，正因如此，他的一生总在奔走、演说、协调、失败，再奔走。
他留给后人最动人的一笔,也许是作为父亲和启蒙者，1920年，他带着十六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，在伦敦的客厅里，他让她读英文原著，带她看艺术与建筑，也让她第一次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世界，正是在那段旅居岁月里，林徽因日后对建筑学的兴趣萌发，林长民不是那种板着脸说教的传统父亲，他更像一个朋友，在写给女儿的信里讨论美、讨论诗、讨论人生的可能性，他甚至戏称自己与女儿之间是“忘年之交”，陈寅恪、梁启超等友人也常常赞叹他对子女教育的开明。
政治理想终究敌不过现实洪流,1925年，东北局势骤变，奉系将领郭松龄起兵反张作霖，林长民以为这是实践宪政与改良军阀政治的机会，毅然应其邀约，北上入幕，他试图以文人身份影响一场军事反叛，把一场权力斗争引向制度改革的轨道，结果，郭松龄兵败，林长民在乘火车撤退途中遭遇流弹，殒命于巨流河畔，时年仅四十九岁。
有人说,他的死是一个书生的天真；也有人说，那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毅，在今天看来，林长民更像一个被夹在时代缝隙里的人：他既不属于旧式士大夫，也不完全属于现代职业革命家；他擅长用演讲和条文思考问题，却总被枪炮和权谋的现实抛在后面。
但他种下的种子并没有白费,林徽因最终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，身上有他倾注的视野和勇气；他在宪政与法治上的奔走，虽未能立刻开花结果，却参与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现代国家的认真想象。
林长民去世后,梁启超在挽联中写道：“有才无命，直古伤心。”也许，真正令人伤心的不只是他的早逝，而是他那样一种追求秩序、理性与美的姿态，在乱世中注定难以长久立足。
但正因为如此,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他的名字，记住林长民，不只是记住一位伟人的父亲，更是记住一群在历史急转弯处，试图用知识、法律和人格为民族探路的人，他们没有全都成功，但他们的努力，构成了中国现代转型中不可或缺的底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