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正芬，一位在平凡生活中坚持诗意创作的女性，她以烟火人间为纸，将日常琐碎化为灵动诗行，用细腻笔触记录岁月痕迹，年轻时的照片里，她眼神清澈，透露出对世界的温柔观察与热忱，她的作品扎根于市井烟火，却在字里行间开出了超脱尘俗的花，让读者在柴米油盐中看见星光，在奔波劳碌中寻得安宁，她以诗为种，在人间沃土上耕耘出属于自己的精神田园。
张正芬是个普通的女人，她的普通，像菜市场里沾着露水的青菜，像阳台上晾了又晾的旧衬衫，像每个清晨准时响起的闹钟，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那副瘦削的肩胛骨底下,压着比别人多一倍的韧劲。
她年轻时在纺织厂里当挡车工，四班三运转，白班夜班交替着转，机器轰鸣声里，她练出了一副好耳朵，哪台梭子不顺畅，哪个线头要断，隔着三排机位就能听出来，那双手常年带着线头和机油的气味，指节粗大，却偏偏写得一手娟秀的小楷，车间黑板报上那些鼓舞人心的诗行，都出自她的手笔，工友们都喊她“张诗人”，她只是笑笑，说：“哪是什么诗人，就是心里的话想落个脚。”
后来工厂改制，她下了岗，那段时间，她骑着自行车满城跑，送过快递，摆过早点摊，也在商场门口发过传单，有人劝她去找厂里要个说法，她摆摆手：“日子是用手过出来的，不是用嘴讨来的。”她盘下一间只有六平米的小铺子，卖干果和杂粮，铺面小，却被她收拾得井井条条，她用石灰水刷白墙壁，用废弃木板钉成货架，在每个玻璃罐上贴上自己手写的标签——不是简单写了“花生”“豇豆”，而是像诗一样：“红衣花生住红罐，等一场霜降再去温柔乡。”“绿豆眠于玻璃罐，夏夜为谁煮清火。”
顾客买多了，她就用牛皮纸袋一包一包地装好，纸袋上写一句当日心情，有人舍不得扔，积了一沓，回来问她：“张姐，你的句子还会说话呢。”她眨眨眼：“说给懂的人听。”
真正让张正芬远近闻名，是那年暴雨，城市内涝，她的铺子淹了半米深，别人急着搬货、排水，她却先捞起那本边角发黄的旧笔记本，那是她的诗稿，从十六岁写到四十六岁，水浸透半本，后面的字迹洇成一团墨蓝，邻居叹气：“纸不值钱，亏了。”她摇头：“字没了可以再写，活没了才叫真亏。”
雨停后，她在铺子门口支起一块小黑板，粉笔字写当天的新诗：“雨水退去，泥沙留下，我把湿漉漉的诗，摊在太阳底下晒。”路过的人停下来，读一会儿，笑了，有人问：“你写过多少首了？”她低头想了想：“没数过，大概跟米缸里的米粒差不多吧。”
再后来，社区请她去开古诗词小课堂，她站在讲台上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孩子们，诗不在书本里，诗在你们妈妈的粥锅里，在爸爸修理自行车的手上。”她教孩子写雨、写风、写街边的一只流浪猫，有人录了视频发到网上，标题是“六平米诗社”，一夜之间,她有了不少关注。
可张正芬还是凌晨五点开门，扫地、擦玻璃、给每个罐子掸灰，她把手机铃声设成老式织布机的节奏，提醒自己别飘，她说：“名气像遮阳棚，挡挡雨可以，不能当房梁。”
暮色里，她坐在铺子门槛上，膝头摊开新收到的信，一个小学生写信告诉她：“张老师，我爸爸开货车，他说他的方向盘像我们家的月亮。”她看了三遍，眼角泛潮，她回信：孩子，你写得比我好，生活这只大手,会教我们握笔。
张正芬的铺子还在那里，玻璃罐换了新的，诗句也换了新的，她偶尔会在秤完一袋花生后，顺手在袋子上写：“日子很重，也可以很轻。”这也许就是她一生的注脚——在烟火人间里种下的那些诗行，不争阳光，不抢雨露，只在某个不经意的黄昏，让路过的你,嗅到一缕素朴的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