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安五老指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谢觉哉、吴玉章五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,他们在烽火岁月中坚守信仰,以渊博学识和崇高风范投身革命与教育,成为延安时期的精神丰碑,虽年事已高,仍呕心沥血,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培育人才、奉献智慧,其坚韧不拔、廉洁奉公的品格激励后人,永载史册。
在延安的宝塔山下、延河之滨,曾经有这样五位长者:他们身着粗布衣,脚穿麻底鞋,却目光如炬、步履生风,他们是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谢觉哉、吴玉章——被后人尊称为“延安五老”,在革命的洪流中,他们以半百乃至花甲之龄,在后勤供给、司法教育、参议政事等基底层岗位上发光发热,用信仰与热血铸起一座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红色丰碑。
“五老”皆是出名的革命干将。
董必武,时年已是五十余岁,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,他不止一次说:“学风是党的生命。”他提倡实事求是,反对空谈主义,延安窑洞里那盏彻夜不熄的油灯,曾映着他改稿、批注的身影,更映着他“为党为民,俯仰无愧”的赤诚。
林伯渠,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,是边区的“大管家”,他常年身着补丁衣裳,在边区经济封锁时带头开展大生产运动,从组织粮食供给到推行减租减息,愣是把贫瘠的陕北变成了自给自足的“革命子弟兵粮仓”,他所提出的“节约每一粒米、每一块炭”,至今仍是廉洁奉公的生动教材。
徐特立,当时已年过六旬,本是毛泽东敬重的老师,他担任边区教育厅长,积极推行识字运动与扫盲教育,将田间地头改成课堂,让骡马辎重队里也响起读书声,他爱国爱民的“不倒翁”气节,感动了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。
谢觉哉,先后任边区人民政府秘书长、参议会副议长,是民主建政和法律的奠基人,他深入基层调研,推动“三三制”,让民主法治的种子在黄土地上破土而出,他常说:“群众是我们的根,我们要走到群众中去。”厚厚的日记中,写满了对民生冷暖的牵挂。
吴玉章,语言学家兼教育家,从延安起便致力于文字改革与边区教育事业,他主持成立“新文字干部学校”,推广拉丁化新文字,希望让千百万不能读书的劳苦大众掌握知识之钥,他谦逊自持、淡泊名利,被各界赞为“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”。
“五老”共同承载着一种高山仰止的风骨。
论资历,他们中有人是中共“一大”代表,有人参加过同盟会,论地位,他们皆可与国家领袖比肩,然而在延安,他们从不摆老资格、不贪恋高位,而是甘坐在窑洞中做最具体、最朴素的实事,他们不争权力,只争奉献;不求享受,只求进步;不慕虚名,只求人民,毛泽东同志曾尊称他们为“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”;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则亲切地喊他们“革命的老爸爸”。
延安的物质条件极端艰苦,但“五老”的精神财富无穷丰赡,他们用雪白的须眉映照赤子之心,用皴裂的手掌托起希望的火种,他们向世人证明:革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,只要灵魂不坠泥泞,白发依然可以激荡时代的风雷。
伟大的时代塑就伟大的心灵,伟大的心灵也时刻照亮着前进的道路。
宝塔山下的窑洞早已不再需要抵御凛冽的寒风,延安五老的姓名也许已少有被提及,然而他们身上所传承的——忠贞不渝的信仰、艰苦奋斗的作风、一心为民的赤诚,永远是我们民族性格中最为坚实的那块基石,回望那段峥嵘岁月,读懂“延安五老”,便读懂了共产党人何以能矢志不渝、无往而不胜;致敬“延安五老”,更是致敬那永不褪色的红色初心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