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安五老指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谢觉哉、吴玉章五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，他们在烽火岁月中坚守信仰，以渊博学识和崇高风范投身革命与教育，成为延安时期的精神丰碑，虽年事已高，仍呕心沥血，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培育人才、奉献智慧，其坚韧不拔、廉洁奉公的品格激励后人，永载史册。
在延安的宝塔山下、延河之滨，曾经有这样五位长者：他们身着粗布衣，脚穿麻底鞋，却目光如炬、步履生风，他们是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谢觉哉、吴玉章——被后人尊称为“延安五老”，在革命的洪流中，他们以半百乃至花甲之龄，在后勤供给、司法教育、参议政事等基底层岗位上发光发热，用信仰与热血铸起一座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红色丰碑。
“五老”皆是出名的革命干将。
董必武，时年已是五十余岁，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，他不止一次说：“学风是党的生命。”他提倡实事求是，反对空谈主义，延安窑洞里那盏彻夜不熄的油灯，曾映着他改稿、批注的身影，更映着他“为党为民，俯仰无愧”的赤诚。
林伯渠，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，是边区的“大管家”，他常年身着补丁衣裳，在边区经济封锁时带头开展大生产运动，从组织粮食供给到推行减租减息，愣是把贫瘠的陕北变成了自给自足的“革命子弟兵粮仓”，他所提出的“节约每一粒米、每一块炭”,至今仍是廉洁奉公的生动教材。
徐特立，当时已年过六旬，本是毛泽东敬重的老师，他担任边区教育厅长，积极推行识字运动与扫盲教育，将田间地头改成课堂，让骡马辎重队里也响起读书声，他爱国爱民的“不倒翁”气节,感动了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。
谢觉哉，先后任边区人民政府秘书长、参议会副议长，是民主建政和法律的奠基人，他深入基层调研，推动“三三制”，让民主法治的种子在黄土地上破土而出，他常说：“群众是我们的根，我们要走到群众中去。”厚厚的日记中,写满了对民生冷暖的牵挂。
吴玉章，语言学家兼教育家，从延安起便致力于文字改革与边区教育事业，他主持成立“新文字干部学校”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，希望让千百万不能读书的劳苦大众掌握知识之钥，他谦逊自持、淡泊名利，被各界赞为“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”。
“五老”共同承载着一种高山仰止的风骨。
论资历，他们中有人是中共“一大”代表，有人参加过同盟会，论地位，他们皆可与国家领袖比肩，然而在延安，他们从不摆老资格、不贪恋高位，而是甘坐在窑洞中做最具体、最朴素的实事，他们不争权力，只争奉献；不求享受，只求进步；不慕虚名，只求人民，毛泽东同志曾尊称他们为“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”；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则亲切地喊他们“革命的老爸爸”。
延安的物质条件极端艰苦，但“五老”的精神财富无穷丰赡，他们用雪白的须眉映照赤子之心，用皴裂的手掌托起希望的火种，他们向世人证明：革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，只要灵魂不坠泥泞,白发依然可以激荡时代的风雷。
伟大的时代塑就伟大的心灵，伟大的心灵也时刻照亮着前进的道路。
宝塔山下的窑洞早已不再需要抵御凛冽的寒风，延安五老的姓名也许已少有被提及，然而他们身上所传承的——忠贞不渝的信仰、艰苦奋斗的作风、一心为民的赤诚，永远是我们民族性格中最为坚实的那块基石，回望那段峥嵘岁月，读懂“延安五老”，便读懂了共产党人何以能矢志不渝、无往而不胜；致敬“延安五老”,更是致敬那永不褪色的红色初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