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汴京饭店的黄昏》以汴京饭店第一楼为叙事场景，聚焦黄昏时分的光影与人情，夕阳透过窗格，落在老旧的楼梯与桌面，映出岁月的包浆，第一楼内杯盘交错，人声与饭菜香交织，形成独特的市井氛围，作品以第一楼为支点，将个体记忆与城市历史融合，在日常场景中流露对往昔的追怀，黄昏既是时间刻度，也是情绪底色，暗示繁华褪去后的怅惘，全文细腻克制，于烟火气中写出汴京古城的沧桑与温度，让一座饭店的黄昏成为时代变迁的缩影。
黄昏的光斜斜地落在“汴京饭店”四个褪色的鎏金字上，像是给这栋老楼镀了一层薄薄的金箔，我站在对街，看了很久，才认出它来——或者说,是认出了它身上那些固执的旧时光。
门前的台阶还是水磨石的，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如镜，泛着温润的灰白，我记得小时候，母亲总在这台阶上蹲下来，帮我系好松开的鞋带，然后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今天给你点一份糖醋鲤鱼。”那鱼炸得金黄，浇上滚烫的糖醋汁，滋啦一声，满屋子都是酸甜的香，服务员的围裙是白布的，袖口别着一支圆珠笔，开票用复写纸，写完了还要用拇指按一按,怕字迹模糊。
我推开门，风铃“叮”地响了一声，大堂里空了大半，几张圆桌蒙着布，角落里那台立式空调还在嗡嗡地喘着气，像一位疲惫的老人，柜台后站着个穿深蓝制服的姑娘，约莫三十岁，正低头看手机，听见响动，她抬起头，露出一个礼貌而遥远的微笑：“一位吗？”
“一位。”我说，“靠窗的位置吧。”
她引我穿过那些空桌子，木地板在脚下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，仿佛每一块板都在记着曾经的脚步，靠窗的桌边，窗外那棵老梧桐的叶子正在落，一片、两片，落在墙根下,也落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母亲是这里的常客，她总说，汴京饭店是这座城里最“拿得住场面”的地方，婚丧嫁娶、孩子满月、老人过寿，这家饭店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，把无数人家的大事牢牢收进自己的厅堂里，父亲去世那年，母亲在这里办了答谢宴，十二桌，每桌八个凉菜八个热菜，还有一道必点的“全家福”——高汤里煮着蛋饺、鹌鹑蛋、木耳和青菜，寓意团团圆圆，我那年十三岁，坐在主桌，看着母亲端着酒杯，站得笔直，向每一位来客鞠躬，说“谢谢您来送老李一程”，那天她始终没有哭，直到散席后，她独自坐在这张靠窗的桌前，看着窗外的梧桐叶发呆，我走过来，她握住我的手，掌心冰凉，却笑着说：“这家饭店，比我们家里人还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。”
服务员把一本厚厚的菜单递到我面前，塑料封面上印着烫金的“汴京饭店”四个字，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，我翻到那一页，指尖停在“糖醋鲤鱼”上，顿了一顿，又翻过一页，看到“灌汤包”“炒凉粉”“筒子鸡”，那些名字像一把把钥匙，咔嗒咔嗒地打开我少年时代每一扇门，我终于合上菜单，对那位姑娘说：“要一份糖醋鲤鱼，一份灌汤包，一碗胡辣汤。”
“都是老菜了。”她笑了笑，在单子上勾画，“师傅还是原来的师傅，只是年纪大了，糖醋汁调得比以前甜一点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我说，“甜一点好。”
等待的时候，我环顾四周，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，落款是1987年，纸张已经泛黄，墨色温润，两张旧照片并排挂着，一张是饭店开业时的剪彩仪式，另一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集体合影，那些穿中山装和西服的人们，都年轻，都笑，都在阳光里站得笔直，我在人群里找我的母亲——她站在第二排左边，齐耳短发，白衬衫，笑得像个孩子，我的鼻子忽然有些酸，赶紧低头喝茶，茶汤微苦,带着陈年的涩意。
菜上来了，糖醋鲤鱼摆成了拱桥的姿势，鳞片炸得立体，尾巴高高翘起，浇汁的热气还在腾腾地冒着，我用筷子夹起一块鱼肉，放进嘴里，酸、甜、脆、嫩，和记忆中一模一样，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八岁，坐在母亲身边，她帮我剔鱼刺，一边剔一边说：“鱼吃十岁，人吃一世，好好吃，冲一冲。”灌汤包还是那样，先用嘴咬一个小口，吸掉里面的汤汁，烫得舌尖发麻，却舍不得停下来，胡辣汤端上来时，浓稠的汤面上漂着几粒焦脆的熟牛肉，辣意直冲天灵盖，让我想起每一个在汴京饭店吃完早点的清晨，背上书包跑过梧桐树影，听见母亲的喊声远远追来：“慢点——别摔了！”
时间走得那样快，又那样慢，快的是这二十多年一眨眼就过去了，慢的是那些细节，竟在这黄昏的光里一点点复活,仿佛从未离开过。
我吃完最后一只包子，擦干净嘴，走到柜台前结账，那位姑娘算好钱，递给我一张手写的发票，发票下面印着一行小字：“汴京饭店，始于1985年，感谢三十年陪伴。”
我犹豫了一下，问：“听说，饭店要关了？”
她点点头，目光落在那张发票上：“月底结束营业，政府要规划新片区，这栋楼要拆了，师傅说，他把最后一坛老陈醋用完了，就再也不做菜了。”
我道了谢，推开门，黄昏已经变成了暮色，路灯“啪”地亮起来，把“汴京饭店”四个字照得更黄更旧了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窗子里透出暖黄的灯光，像是一只疲惫的眼睛,在为这座城市做了最后一场梦。
走了几步，我发现口袋里还揣着那张发票，便拿出来，在路灯光下展开，字迹清晰,日期正是今天。
我将它折好，轻轻放回口袋——像收好一段属于汴京的、不会再重复的黄昏。
